鉴于假期的特殊情况，18级经数实验班班在班主任韩松老师、辅导员郑振锋师兄的带领下，2月29日19：00-21：00利用腾讯会议在线展开了读史答疑会活动，对读史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分享了这个特殊寒假中大家的经历和感想。会议由班长徐肖骁同学和学习委员陈诺同学主持，并特别邀请了2017级经济学博士班王庆同学和何增平同学参与答疑和讨论。

首先，我们对假期进行读史读经典活动中产生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下面以访谈录的形式将我们的讨论记录了下来。

读史答疑问题：

1，（张明圣）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矛盾的吗？如何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和新古典均衡价格理论？（经济思想史）

同学讨论：

张明圣：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分别由劳动价值论和边际主义发展而来，从思想史看，理论基础的不兼容使得体制的可叠加性难以理解。

唐英涵：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分配不同，前者根据真实工资等于边际产出，后者是根据生产中贡献的价值。

陈诺：不是很赞成剩余价值论。哲学上，价值和使用价值不是商品的内在属性；马克思想讲的因果故事是剥削导致资本主义灭亡，存在竞争性的因果故事。

大神点评：

何增平博士：1）剥削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不是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用了动态化的方法:资本家的行为无可指责，在资本主义社会，大家各尽所能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危机，这个生产方式展开的动态化过程才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资本论作为马克思六卷计划的卷一，是为了从资本的角度展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态化过程。在讲完国家和世界市场之后，资本主义危机才能展开（卷六）。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六卷计划的思想框架，推荐华南师范大学汤在新教授的研究（见推荐书目）2）根据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斯拉法主义，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为生产价格理论与新古典均衡价格理论并不矛盾。3）社会主义有几十种，资本主义也有几十种；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挂钩只是苏联模式。再者，即使是矛盾的，矛盾可以推动动态化过程的展开，促成体制变迁。我们的焦点不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是矛盾的，而是研究这种矛盾是什么，如何展开，如何引导制度变迁。

推荐书目：

《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萧冬连著

《《资本论》续篇探索》 汤在新主编

斯拉法主义思想

2，（陈诺）19中叶-20中叶，为什么中国走向衰落、日本走向腾飞？（世界经济史）

中国清朝和日本德川的共同点：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中央集权，发达的农业经济

中国的优势：丝绸之路横跨欧亚非，国土辽阔，物产丰富；社会流动性更大；更早认识到敌强我弱。

但是，中国的戊戌变法、洋务运动等措施长期没有显著效果，日本在倒幕之后在4年之内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明治维新）。

“中国是真正的异常值”？（《通往工业革命的漫长道路》）

同学讨论：

施尧恩：日本政治在倒幕运动中重新洗牌，权力重新分配。

罗陕缘：尽管幕末社会等级非常严格，但商人变为贵族有很多途径，武士和商人互相勾结已初见端倪；尽管倒幕运动是旧体制内部的革命，但由于武士-商人联盟足够强大，明治维新得以根本性地推翻旧体制。而洋务运动并不想推翻旧体制。

陈世家：中国的旧秩序比日本更顽固，日本又只是一个小国，因此日本的转型更容易。

张明圣：中国在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中的变法力度不够。

大神点评：

王庆博士：中日对比是个典型的小分流问题。不赞同提问者“黑船事件晚于鸦片战争，所以中国先知先觉”的观点，一个经济史的常识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完全不知道鸦片战争；不赞同制度后发优势，并不是说日本国力更弱所以更容易变革，机制没有分析清楚；对于第四个观点持赞同态度，但是也需要从机制上分析清楚为什么戊戌变法力度不够，一个有争议的原因是民族性的问题：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而中国是满蒙政权，存在委托代理问题。回到小分流问题，经济史最常用的方法是自然实验：中国与英国比商业知识的建立，英国法国一个是海洋性，一个是大陆性；中国与日本，比的是政府，即第一个观点。大家可以看看，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的得失。最后，经济学和历史学的研究不同，前者强调共性忽略个性，后者承认特殊性的确存在：就中日而言，国运是不是不同？

3，（周佳元）中国几千年的朝代更替是无谓的吗？（世界经济史）

《世界经济史》中提到，“历史上多次出现重新分配土地的变革，但由于土地私有、自由买卖这一基本制度不变，所以，到一定时期兼并必然重新发生，并导致新的调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

历朝历代的政策是否是一种“无益的回忆与徒然的斗争“？是否只有当外部冲击足够强大时中国才能实现改制？

同学讨论：

辛雨晨：从事实上看，的确外部冲击足够大才能推翻旧体制。至于王朝更替，在开国之初，总是有一些好的政策出来，而土地私有又使得土地兼并加剧，国家行政效率降低，内忧外患加到一起，就会爆发起义。

施尧恩：土地私有、土地兼并是每个国家都会面对的，不是中国独有。中国和欧洲在土地兼并上有何不同？

周佳元：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的确考虑到了欧洲和东方其他各国的土地分配，并且我认识到允许自由买卖和抑制土地兼并的矛盾展开了专制王朝螺旋上升的过程，从中我想问在当下这种矛盾在中国是否依然存在。

大神点评：

王庆博士：这是一个指向王朝周期律的问题。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人地矛盾：在王朝初期，由于刚刚经历战争，人口少；在王朝前期，人口会以指数型增长，很快就接近了土地承载量的极限，这时，农民在面对自然灾害和战争时是很脆弱的，第一年吃余粮，第二年吃种子，第三年只能人食人；随着人口下降，王朝走向灭亡。工业革命使人类跳出了这个马尔萨斯陷阱，才能跳出周期律。中国是不是因为土地分配的制度问题陷入周期律，对此持保留态度，恐怕制度不是最重要的。

4，（陈世家）如何从经济思想上解释西方文明率先突破农业经济桎梏？（经济思想史）

在轴心时代理论里，古希腊雅典时代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因为所处时间接近，且皆处于各自文明的发源时期，都奠定了各自文明的思想基础，对后世有着重大影响而被称为各自文明的轴心时代。

在《经济学说史》里，我们可以看到色诺芬，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都是主张重点扶持农业的，当时的希腊雅典文明具有农业文明的特点，当时的中国也是农业文明，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西方文明在后来逐渐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了重商主义，新古典主义，而中国的经济却始终是脆弱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呢？

同学讨论：

陈世家：一开始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大家都从事农业；后来因为西欧周围都是海，就自然而然产生商业文明；而中国比较闭塞，所以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这是我自己的一点不太确定的看法。

大神点评：

何增平：这个问题比较玄。从文献的角度说，许多经济思想都是对实践的总结，思想在实践后。比如说，亚当斯密的人际圈子里有很多商人，通过与他们的接触知道了生产过程的很多事情，慢慢总结为斯密定律。所以为什么有这些思想？因为有这些实践；那为什么有这些实践呢？这是一个经济史的问题。另一方面，思想对接纳这些思想的国家的发展起到了或多或少的作用。比如，英国和荷兰能够超过西班牙等早期从地理大发现中获益的国家是因为接受了重商主义的思想。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发展了其纺织业，主要是运用李斯特主义，进口原材料和工匠，从需求侧保护本国工业。对于之前的中日比较，经济思想也起到一定作用：日本采用李斯特和熊彼特的理论，而中国接受了亚当斯密的古典主义。但是不能夸大其词，说一种经济思想决定了一国的经济发展。关于重商主义，推荐意大利经济学家安东尼奥塞拉的书，德国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和演化经济学家赖纳特的《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如果对工业和技术创新感兴趣，可以看新熊彼特主义方面的书。

推荐书目：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李斯特

《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赖纳特

新熊彼特主义

5, （季圆）如何正确评估中国财政减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中国经济史）

纵观中国经济史，无论是从井田制下的征税制度，到租庸调制度，再转变到两税法，然后是宋代的一条鞭法，税收都是国家调控经济的一大手段。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财政部部长刘昆所作的《国务院关于减税降费工作情况的报告》，2019年全年减税降费数额将超过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超过2%，明显高于世界其他国家。

那么，在国家通过减免税赋重点扶持实体经济、民营经济时，应当如何确保政策的有效落实、如何检验以减税以及因为减税政府所减少的福利输出等等产生的机会成本是否真实低于减税之后实际所创造的社会福利呢？

同学讨论：

师兄：好专业的问题！

季圆：减税可以扶持实体经济，这是其好的一面；但政府放弃了对减免税收的使用权，会带来机会成本。如何衡量这项政策的得失呢？

大神点评：

郑振锋师兄：这是一个比较细致的问题，不是通过讨论宏大的制度就能拍脑袋决定的，应该深入到现实生活中进行实地调研，就会发现实际情况不会仅仅是企业利润最大化问题。税收会减少企业的可支配现金流，于是某些生产环节就被切断了；而减税对不同的企业来说，由于约束不同，情况不是一个一般性的模型可以说清的。需要在贴近现实的真实案例中展开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

韩松老师：需要用数据验证。根据我参与的小微企业研究的经验，税收对小微企业产出的影响是否显著是值得争议的，但是减免员工费用确实对产出有显著影响。所以这个问题需要更深入的定量研究和实地调研。

关于疫情的讨论：

学术问题的讨论告一段落，在班主任韩松教授的倡议下，大家分享了疫情期间的经历。王阔澜同学分享了疫情期间基本生活情况（主要是饮食方面:-D）。王润一同学从群体行为角度评价了李文亮医生的事件。身处湖北的班长徐肖骁跟同学们分享了疫情中心的大致情况。袁一鸣同学讲述了她的母亲作为一名医生在疫情期间的经历……

班会接近尾声，大家期许着疫情早些平息，在学校相聚。